美国经济扩张已进入第七年，衰退似乎遥不可及。失业率和裁员率处于历史低位，消费者支出数据显示美国人仍在电影、爱好、服装和新车上花钱，股市也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然而，多项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经济对他们不利。他们不满高物价，焦虑工作保障，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个月，经济议题持续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这种数据与体感之间的鸿沟，正在成为理解美国消费市场的关键切口。
一、数据与体感的背离：经济强劲，但民众不满
美国经济从许多指标看依然稳健。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尽管9月小幅升至4.2%。医疗、建筑和制造业近几个月都在增加就业。劳动力参与率9月也有所上升，通常是更多人找工作的积极信号。股市今年多次创下新高，标普500指数自2019年底以来已翻倍以上。房主在疫情前购房的，资产价值大幅上涨。
但民众的感受截然不同。物价持续上涨，尽管增速较几年前放缓。美国劳工统计局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8月物价比一年前高3.4%，是疫情后9.1%峰值的一半不到，但仍足以让人察觉。更关键的是，自2019年底以来，整体消费价格上涨约30%。食品杂货涨价32%，外出就餐涨近40%，租金涨超过三分之一，电费涨43%，汽车维修涨超过一半，车险涨约48%。
二、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供给冲击更频繁、更持久
物价几乎总是上涨，但通常不会这么快。疫情前十年，年均通胀约1.8%，现在接近翻倍。部分原因是经济遭遇了一系列冲击，加速了价格上涨。
2021年全球经济重启后俄乌冲突发生，切断化肥、小麦和石油运输，推高食品和燃料价格。特朗普政府的“解放日”关税惊吓市场，后续征税提高许多商品价格。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推动商业投资和建筑招聘，但也推高计算机软件和零部件价格。最近，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和借贷成本上升进一步导致全球供应链拉伸并断裂。
三、美国人如何应对：工资实际增长停滞，储蓄减少
自2019年底以来，美国人平均时薪上涨约三分之一。但经通胀调整后，工资仅勉强跟上物价上涨。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人取得的边际增长正在开始消失。截至8月，经通胀调整的工资连续五个月同比下降，预计9月将继续下降。
尽管如此，消费者仍在支出，动用了多种资源。常规工资不是唯一收入或财富来源。一些人从事零工经济。股市今年创下一系列纪录，提振投资者投资组合。过去几年房屋价值大幅增长，2026年大额退税也提振了家庭预算。但工资是大多数美国人退休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增长乏力加上物价上涨，迫使许多人减少储蓄，甚至根本不储蓄。
四、就业市场：低失业率掩盖僵化
好消息是，很多人有工作。美国经济在许多指标上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尽管9月小幅升至4.2%。医疗、建筑和制造业近几个月都在增加就业。劳动力参与率9月也有所上升。
但行业特定强劲和低失业率掩盖了就业市场的僵化。雇主没有大量裁员，但总体上也没有大量招聘。这让一些人感觉被困在原地。Glassdoor员工信心指数9月跌至调查十年历史最低。其他人则被完全拒之门外。应届大学毕业生尤其难以进入就业市场，长期失业人数正在增加。因此，尽管存在局部强劲需求，整体就业市场不够热，无法广泛提升实际工资或创造广泛机会。
五、住房与AI：两大结构性焦虑
住房是挫败感的重要来源。自2019年底以来，现有房屋中位销售价格上涨约一半，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从不到4%攀升至7%以上。除去税收和保险，月供大约是疫情前的两倍。对于尚未购房的美国人来说，高房价和高利率意味着拥有住房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人工智能投资是经济亮点之一，却难以让普通民众感到宽慰。民众的担忧集中在两个层面：就业替代与社区影响。一方面，AI技术可能消除部分工作岗位，加剧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占用大量土地，引发社区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担忧。摩根大通估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累计可能达到5.5万亿美元。6月调查显示，54%的民主党人和37%的共和党人表示反对在美国建设新数据中心。
六、政治极化影响消费者信心
美国人对经济地位的看法往往不仅由个人财务状况塑造。调查显示，当执政党与个人政治倾向一致时，个人通常对经济更乐观；当本党不在执政时，即使自身情况稳定，也会变得更悲观。例如，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共和党人消费者信心飙升，民主党人下降，甚至在他就职前就已发生。但自2026年初以来，跨政治派别、地理和收入的信心指标都在下滑，表明广大美国人对经济抱有担忧。
七、收入与财富分化：股市和房产增值的受益者并不均衡
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很大程度上由资产价格和部分行业的高收入群体支撑。但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而非股票或房产。自2019年底以来，标普500指数翻倍以上，房屋价值大幅上涨，但这些财富效应集中在已有资产的人群手中。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持有约89%的股票。疫情前购房的房主资产增值显著，而租房者面临租金上涨超过三分之一的压力。这种分化意味着，经济数据的改善无法均匀传导至所有家庭。对于没有股票、没有房产、依赖工资的美国人来说，经济增长的体感是“别人在赚钱，自己在原地踏步”。这种被落下的感觉，是民众不满的重要来源。
八、家庭债务与信贷压力：消费靠借贷维持，违约风险上升
在物价累计上涨30%、实际工资连续多月同比下降的情况下，许多美国人仍在消费，但越来越依赖借贷。信用卡债务总额已升至历史高位，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超过20%。纽约联储数据显示，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拖欠率在2026年持续上升，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学生贷款偿还压力在暂停期结束后恢复，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消费者并非没有感受到压力，而是用借贷来平滑支出。这种“借来的消费”短期内支撑了零售数据，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就业市场恶化或利率继续上升，违约和消费收缩可能同时发生。
九、医疗与教育成本：长期负担挤压其他支出
除了物价普遍上涨，医疗和教育这两项长期支出也在持续攀升。美国医疗保险保费和自付费用近年涨幅超过整体通胀。雇主提供的医保计划保费逐年上升，员工承担的部分也在增加。教育方面，大学学费持续上涨，学生贷款余额超过1.7万亿美元。虽然2026年大额退税短暂缓解了部分家庭压力，但医疗账单和学生贷款偿还仍是许多美国人每月的固定负担。这些支出不像食品和汽油那样频繁被感知，但它们持续挤压着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消费者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也加深了对经济前景的焦虑。
十、社会流动性下降与代际焦虑：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动摇
就业市场低失业率掩盖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年轻人越来越难进入职场并实现向上流动。应届大学毕业生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长期失业人数增加。Glassdoor员工信心指数跌至十年最低，反映出在职者同样缺乏安全感。住房拥有率在年轻群体中下降，高房价和高利率使首次购房者望而却步。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就业不确定性，让许多年轻人担心自己所在的行业会被颠覆。当一代人感觉无论多努力都难以达到父辈的生活水平时，对经济的整体不满就会跨越党派、地理和收入界限，形成普遍的社会情绪。
十一、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启示
第一，美国消费市场的“体感衰退”可能比数据更真实。尽管GDP增长、失业率低、股市高，但物价累计上涨30%、实际工资停滞、住房负担翻倍，使大量消费者感到经济压力。出海企业不能仅看宏观数据，而应关注目标客群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情绪。
第二，非必需消费品需求可能持续承压。实际工资连续五个月同比下降，储蓄减少，消费者在电影、爱好、服装和新车上的支出可能难以持续。出海企业应优先聚焦刚需品类和高性价比产品，减少对冲动消费类目的依赖。
第三，就业市场僵化影响消费信心。低失业率掩盖了招聘低迷和长期失业增加。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谨慎，可能减少大额支出。出海企业在定价和促销策略上应更加灵活，避免过度依赖信贷消费驱动的品类。
第四，住房和AI焦虑可能改变消费优先级。高房价和高利率使购房者月供翻倍，AI担忧影响就业安全感。出海企业应关注这些结构性焦虑对消费行为的长期影响，例如租房群体可能更注重性价比，数据中心周边社区可能对科技产品有不同态度。
第五，政治极化影响消费者信心波动。消费者信心跨党派下滑，表明经济担忧具有广泛性。出海企业应避免将品牌与特定政治立场绑定，保持中立和包容，以覆盖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第六，财富分化要求更精细的市场分层。股市和房产增值的受益者与依赖工资的群体之间差距扩大。出海企业应识别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避免将营销资源过度集中于高端市场，同时关注中低收入群体对性价比的敏感需求。
第七，家庭债务上升意味着信贷消费风险累积。信用卡和汽车贷款拖欠率上升，消费者依赖借贷维持支出。出海企业应审慎评估信贷驱动品类的需求可持续性，并在定价和账期上保持灵活，避免因消费者违约造成损失。
第八，医疗和教育成本挤压可支配收入。这些长期负担降低了消费者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出海企业应关注刚需品类和能够帮助消费者节省成本的产品，减少依赖可自由支配支出较高的品类。
美国经济数据与民众体感之间的鸿沟，不是统计误差，而是结构性压力的真实反映。当物价累计上涨30%、实际工资停滞、住房月供翻倍时，GDP增长和股市新高无法转化为普通家庭的获得感。供给冲击更频繁、更持久，正在重塑消费者对经济规则和未来的预期。从财富分化到债务压力，从医疗教育成本到代际焦虑，美国消费者面临的不只是短期物价波动，而是多重结构性压力的叠加。对跨境卖家而言，这一局面的启示是：美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体感衰退”，宏观数据强劲不等于消费需求旺盛。出海企业需要更精细地理解目标客群的实际财务状况和消费心理，优先布局刚需和高性价比品类，避免基于宏观乐观数据做出过度扩张的决策。在消费者信心跨党派下滑的环境中，能够提供真实价值、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产品，将更具韧性。同时，财富分化和债务压力要求企业建立更精细的市场分层和风险控制能力，避免因消费者信贷收缩而陷入被动。